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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有多少单身女青年,每年国庆回家都要遭遇这样的逼问:你也不小了,为什么还不找对象?
这个问题,越细想,越会让你怀疑人生。
掂量起自己的条件,说长相,打扮打扮也是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说学历,不高攀清华北大,读的大学也还算凑合;说家庭,谈不上富二代,也勉勉强强能步入小康。
但这样的你,却永远看起来还不错,永远找不到对象。
眼看着儿时的玩伴,一个个都结婚生子,朋友圈从沙雕中二风,走向秀恩爱晒娃,你心里难免会有些落差。
谁不想甜甜的爱情降临在自己身上,可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的单身男人,都去哪了?
谈婚论嫁,真的是男多女少吗按照常理,“男多女少”的社会现状似乎是我们的共识。
拿最接近90后这代人出生时的人口普查情况来说,1990年的人口出生性别比,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111.4:100[1]。单单拿数据来说,似乎男性在婚恋市场上更不占优势,而女性才是需要做选择题的。
但婚恋市场的真实情况,却没有如此偏爱女性。
如果身为单身女性的你,也有过被父母逼着去参加万人相亲大会的经历,你多半会发现,自己才是那个拿着爱的号码牌的人,“女多男少”才是相亲活动的真实面貌。
问题的关键在于,很多人忽略了婚恋市场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年龄匹配。
我们这代人的成长,伴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扩招,相比父母,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学校中度过了更为漫长的时间。
自然,这也就不难解释微博热搜上#我和父母25岁的区别#的话题,25岁时的父母,可能已经成家立业有了你,但25岁时的你,可能才刚刚毕业。受教育时间的增加,自然推迟了我们的结婚时间。
但这个推迟,对男女来说,意义却完全不同。
一项对陕西全省24-35岁已婚妇女的统计显示,男大女-1到5岁的婚姻占比在80%以上[2]。当男生读书到30岁,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比他小几岁的姑娘结婚,但同样的情境却很难在女性身上实现。
我们普通人不是明星。高圆圆可以找比自己小5岁的赵又廷,霍思燕可以找比自己小5岁的杜江,但你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见到这样的大龄“姐弟恋”组合。
因此,我们需要看的不是简单的男女比例。我们不仅要看24岁男性与24岁女性的比例,还要看25岁男性比23岁女性、26岁男性比24岁女性的比例。
而要想知道“潜在恋爱对象”具体比例大概是多少,我们就得回到20世纪80年代,年轻人出生的时候。
虽然80年代每一年出生婴儿都男多女少,但是每年婴儿的出生量不断递增,所以早几年生出来的男婴,还是要比晚几年生出来的女婴数量少。
假设80后的婴儿都安然长大,当到了找对象的年龄,按照女性找年长几岁伴侣的婚配模式,“女多男少”才是真实的匹配现状。
比如来到2013年,1985年出生的1175万女性刚好是28岁,而1984年出生的29岁男性是1156万人,1983年出生的30岁男性是1064万人;早于1983年出生的31、32、33岁的男性数量分别都不超过1000万人[3]。
找不到对象,可能真的不是你的锅。
当然,上述假设相对简单,人口学者姜全保等做了更复杂的数学计算。
假设女性都找大她们-1到5岁的男性,即小她们1岁到大她们5岁的范围,那么2010-2020年将是男性短缺的阶段。比如在2017年,每100个女性,只有85.7个男性可以匹配结婚,男性要比女性少14.3%[2]。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后悔没有好好珍惜校园里的男同学,毕竟再过几年,他们可能就是学妹们的结婚对象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姜全保认为2020年左右可能是一个转折点。
中国的婴儿出生量,在上世纪90年代没有持续增长下去,年龄结构的阶梯转了向。而每一年的男婴都比女婴多得多,这种规律还是在的。
2020年之后,考虑了男大女婚姻的普遍性,年龄结构的作用也会被性别结构带来的影响抵消和超过,以后将是男性过剩不断积累的时期[2]。
像2020年,28岁的女性有970万,而29岁的男性有1169万,30岁的男性有1262万,往上31岁、32岁的男性也都挺多[4]。
换句话说,如果你晚出生几年,可能就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了。
女博士到底有多难早年间为恋爱焦虑的女生,一定没少听这样的吐槽,“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和女博士”。
戏谑的背后,也揭露了女生找对象的另一个关键的考量因素,受教育的匹配程度。
一般来说,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上不太会 “下嫁”。而学历,作为一个相当强的社会经济地位信号,女性的目标配偶的学历至少得和自己不相上下。
不过,拥有这样心理预期的女性,往往在婚恋市场上,需要面对惨淡的现实。
先拿在大众印象里最“愁嫁”的群体女博士来说,从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实际上博士研究生“男多女少”,不过,女生的占比在近十年在上升[5]。按照最新的统计数据,全国博士生中女性约占42%[6]。
而如果算上硕士研究生,女生的比例则更高。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目前我国各类高等教育中女生占比均超过男生,其中在校生中女研究生人数为159.9万人,占全部研究生的比重达到50.9%[7]。
也就是说,假设硕博研究生全部内部消化,那男生还是缺了点的。
更何况,女性一般会要求男性的学历起码不低于自己。一个博士毕业的女生,不太可能嫁给普通的本科生。但反过来,你却能看到博士男生娶了本科女生。
所以,高学历女生确实更容易剩下。
这个时候,如果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生,毕业之后回到县城老家,那她大概率需要调整她的择偶预期。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份研究,收集了2003-2013年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去向,结果发现女性更可能在生源省或院校所在省就业,且多进入事业单位。但与之相对的,男性到非生源及院校的其他省的倾向要高于女性[8]。
厦门大学的副教授郑育琛对高校毕业生的调研,或许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男生一般情况下更会利用空间流动来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但对于女性来说,则一定程度上存在“流动惰性”,也就是说,她们的流动意愿会更低[9]。
不可否认的是,“好男儿志在四方“的传统观念或许还在影响着相当多的人,与女同学比,有发展潜力的男同学可能不那么愿意回到家乡。
这样一来,毕业之后回到家乡稳定工作的高学历女性,可能就会面临着尴尬的择偶境地,你翻遍整个小县城,可能也找不到几个和你学历匹配的男青年。
小县城的生活,工作稳定,生活富足,但孤独它也会时常围绕着你。
房子和户口,难以逾越的要求谈到这里,另一个决定爱情是不是一盘散沙的物质条件已经呼之欲出了,那就是房子和户口。
即使在今天的中国,还是女方嫁到男方家去的更多。在2005-2010年间,女性迁移在跨省婚姻迁移的占比能达到85.65%[10]。
具体来看,女性婚姻迁移,一般是嫁到更好的地方去,研究数据发现,女性更容易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这一转移在男性身上却很少实现[11]。
也就是说,农村女性其实更容易找到城市丈夫,但情况放在农村男性身上就比较惨了,他们往往对城市女性和农村女性都不具有吸引力。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常看到媒体上报道,农村的剩余男性问题严峻[12]。
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中的男女,就能收获一份美满的爱情,房子和户口依旧是最现实的限制条件。
大城市的婚姻生活,可不止柴米油盐铺洒的一地鸡毛,还有买车、买房、养孩子堆砌的重重大山。逃不过现实的无奈,即便是来到大城市的优质女青年,也很有可能被剩下。
一项抽样调查显示,2006-2013年间,上海市比例最高的婚姻依然是本地户口男女之间的结合,而两地户口的婚姻占比大约只有36%左右[14]。
如果再往深入探究,我们可以将两地户口的婚姻拆成四种模式:本地男与流动女(流动指没有户口)、迁移男(迁移来已落户)与流动女、本地女与流动男、迁移女与流动男。结果显示,前两者的婚姻占比最多,分别为近40%和近30%[14]。
另一项统计数据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2012-2015年在上海结婚的女性迁移占比为70.72%,赴上海结婚的女性为14.4万人,而男性只有6.0万人[10]。
换句话说,在这场婚恋博弈中,再次出现了两端的相对剩余:本地户口的女性,与没有上海户口的男性。
优质,有时候反倒成为单身女青年恋爱的限制。
当然,婚姻中要考虑的条件匹配还有很多,比如身高。在上海登记结婚的两地户口婚姻中,上海女性偏爱东北男性,上海男性偏爱西南地区女性。这个现象大抵与身高有关[13]。
说了这么多,你会发现因为种种限制,单身女青年仿佛注定和爱情擦肩而过,而这一切,似乎完全不是你的错。
但当你下次春节回家,无论你解释多少,你妈都会把这当作借口,她才不管这么多,那句灵魂拷问依旧会时常围绕在你耳边:闺女,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对象啊?
参考资料:
[1]Jiang, Q., Ge, T., & Tai, X. (2019). Change in China’s Sex Ratio at Birth Since 2000: A Decompositio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Applied Spatial Analysis and Policy, 1-28.[2]姜全保, 李晓敏, & Feldman, M. W. . (2013). 中国婚姻挤压问题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000(005), 60-67.[3]依据联合国人口司1985年人口截面数据推算: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Interpolated/[4]依据联合国人口司2020年人口截面数据: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Interpolated/[5]依据教育部统计数据:http://www.moe.gov.cn/s78/A03/moe_560/s6200/[6]澎湃新闻.(2022).“首届百名女学者论坛”透露:全国博士生中女性约占42%[7]中国政府网.(2021).《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8]马莉萍, 刘彦林, & 罗乐. (2017). 高校毕业生返乡就业的性别差异:趋势与特点. 教育与经济, 000(001), 13-19.[9]郑育琛. (2018). 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性别差异的调查分析. 大学教育科学, No.170(04), 45-52.[10]Wang, Q., Zou, Y., & Fan, D. (2019). Gender imbalance in China’s marriage migration: Quantitative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Economic Modelling, 83, 406-414.[11]Jiang, Q., Feldman, M. W., & Li, S. (2014). Marriage squeeze, never-married proportion, and mean age at first marriage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3(2), 189-204.[12]Meng, L., & Zhao, M. Q. (2019). Bride Drain: 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China"s urban-rural divide. Labour Economics, 58, 69-80.[13]赵晔琴, 郭璇, & 丁金宏. (2016). 两地户口婚姻:类型分布,教育匹配及地域特征——以上海市为例. 人口与发展(6).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