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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全国无差别的病毒攻击中，60多岁都要算壮劳力，感染病毒的他们，成为照顾同样感染病毒80、90岁老年人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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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扩散的新冠病毒，好像一架横亘在亲情中的桥梁，年轻一辈困在一线城市的彼岸，祖辈留在老家的此岸。
家乡成为生存压力下难以触及的远方，年轻一代只能在摄像头前，观照爷爷奶奶的生活，在裁员成为趋势的就业环境下，小心翼翼地保住手边的工作。
绝大多数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3万元的东北小城，拥有能够装下年轻人肉身的便宜住房，却装不下年轻人的梦想。即便是网红城市鹤岗，也成为了产业空心化的老年城市。
压力给到父母辈，他们成为往返两端的“摆渡人”，既要担忧在外工作奋斗的孩子，也要看护好留在老家年长的父母。在老龄化问题突出的东北，现象更为明显。当疫情冲击到这片黑土地，很多年近七旬的老人被感染后，不得不打起精神来，照顾同样被感染的90岁老人。
01 返乡梁红返乡的时间比预期早一个月。
元旦前，家里年过90的父母均感染新冠病毒，留在老家的兄弟姐妹也几乎同时间感染，人手不足，父母缺少照料。梁红顾不上自己“阳过”后还没完全康复的身体，带上老伴、孙子、孙女从北京驾车返回老家鹤岗。
接近1800公里的行驶路程，对于年纪超过60岁的梁红夫妇来说，已经成为一种负担。两人轮班开车，几乎每两个小时换班，累，平时开车半小时都觉得累的老伴，只能硬撑着。两人以80公里的车速，小心翼翼的前行。当然，对他们而言，这已经是近5年最快的速度了。
父母高寿，但身体情况一般，父亲得过脑梗、有高血压，常年吃降压药，母亲也有高血压，此外腰椎间盘突出。不过，两位老人都健在，能够彼此照料，减轻兄弟姐妹在看顾老人上的很多压力，基本上只有周末、节假日会过去。其实，老人也习惯子女经常过来，他们嫌人多闹。不如两个人清净。
父母感染之后，最初由家中症状相对较轻、只感觉到嗓子疼的姐姐在照看，而姐姐在微信上说，父母处于反复高烧的阶段。这加剧了梁红的担忧，父母年纪大，一次感冒都可能要他们性命，何况症状更为丰富的新冠。媒体和社交网络上老年人患“重症”，“沉默性缺氧”的消息，看得梁红胆战心惊，生怕父母会倒在这一波病毒传播中。
在东北，像梁红这样从外地赶回老家，照顾家中父母的例子，并不罕见。时常因人口外流、老龄化问题，在网络上被讨论的东北，年轻人都往外走了，照顾老人的责任，交给相对年轻的父母一辈——尽管他们也到了退休的年龄。
在网络上占据流量红利的鹤岗，35岁以下的人口比例只占17.4%，60岁以上的人口占26%。这种现象在县城更为明显，那里能够给年轻人提供的选择更单薄，留下的年轻人也更为稀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3万的城市，装不下年轻人的梦想。而在东北，这样的收入规模，成为大多数地级市的命运。于外出工作的年轻人而言，亲情，是他们没有多余精力维系，拿不起放不下的牵挂。
而父母成为维系隔辈情感之间的“摆渡人”，在梁红老家，60多岁都要算壮劳力，需要承担起照顾老人，看顾隔代的责任。而在这场全国无差别的病毒攻击中，感染病毒的中老年人，成为照顾同样感染病毒老年人的主力军。
02 失去同梁红一样，李想也赶在元旦提前回家过年。
家中只有70多岁的两位老人，因为几乎足不出户的生活，还没感染。但是从父母每日在家庭群中分享的，绝大多数关于疫情感染的假消息，也能感受到他们对病毒的担忧。
李想决定备好药品和医疗器械，提前回家。他从事建筑行业，冬季属于淡季，况且在公司工作17年，做到副总，请假回家不算难事。不过，妻子请不了长假，只能年前回家。李想回鹤岗，既要照顾父母，也要兼顾岳丈一家。两家虽然分属于两个市，好在相隔并不远。
李想母亲腿部静脉曲张，长期的静脉高压已经让小腿部分的血管成为黑色。李想在老家为父母换置了电梯入户的高层，但冬季，母亲也很少户外活动。今年冬天，出屋的次数就更少了。疫情在老家蔓延之后，父亲在母亲“唠叨”式的担忧下，也不出门，两人进入“闭环”的生活。每天煮点大白菜炝汤面，解决了一日饮食。
父母全靠封闭抵抗病毒，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李想回老家，起码能帮父母做点饭，家里有孩子在，也能缓解老人心里的不安感。虽然，李想已经快50了，被人叫老李都快10年了。但是，在老家他“老”得并不突出，不像在北京，成为公司第二老的员工，无论是指年龄或者是资历。
李想的父母还在忐忑中回避新冠的到来，梁红的父母，已经在对抗新冠的后遗症，失去了味觉和嗅觉，还有肠胃反应，幸运的是并没有进到ICU，毕竟鹤岗只有人民医院有重症医学病房。
目前，父母的身体逐渐好转，烧退了、嗓子的疼痛感也在减弱，梁红觉得自己很幸运，她在回家的路途上，一度认为自己会不会失去父母。而两位老人健在，会缓解梁红不少压力，她可以像之前一样，延续开学、放假；北京、鹤岗的模式，当然，时间是按照孙子、孙女的上学时间，她没有自己的时间，孩子和老人，支配着她的时间安排。
但并非年长老人，都如梁红父母般幸运。11月底，88岁的李望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这位86岁的老太太，此前因为心梗行动不便已经2年多。多数时候，她都在床上坐着或者躺着，老伴身体还算硬朗，负责做饭和照顾她。最开始，老太太在11月中旬感觉到心脏不太舒服，出气有些费劲。她年轻时得过肺结核，肺部功能不好，家人讨论，觉得可能是旧疾发作，再观察观察，如果情况不好就医院。
共识达成的第三晚，凌晨12点半，老太太因为呼吸困难而醒来。1个半小时后过世。期间，李望试过各种喂药，试图挽救老伴，后来见情况不好，赶紧把住在附近的大儿子喊过来。但，一切都晚了。
丧事办了1天。当时，他们居住的这座东北小城已经曝出病例。仅仅3天后，全城开始防控，小区门道里拉起了铁丝网，所有的红白喜事被禁止。李望一家人一度庆幸，还好，老太太得以体面离开。不过，事后从诸多线索看来，老太太离世前，或许已经感染了新冠。
03 分歧李望家明显的疫情传播链条，是在大儿子身上先开始的。
老太太去世之后，为了照顾88岁的老爹，大儿子搬过来同住，睡在门口的小床上，很快有了头昏头疼和打喷嚏地的感冒症状。后来，持续的身体倦怠、浑身乏力和失去味觉，逐渐让他们觉得不对劲。一天，大儿子甚至倒掉了自己平时最喜欢吃的西红柿鸡蛋面——因为只能吃到苦味。
随后，李望也开始了。他变得昏昏沉沉，似乎时时刻刻都在想睡的状态，凌晨两三点之后却又睡不着了。身体开始变得沉重，食欲也消失了，他甚至一度在想：是不是也要跟着老伴一起走了。这让他的意志更加消沉，脾气也越发暴躁。爷俩在家时，空气有时候就像上冻的松花江一样坚硬。
这样的症状持续了一周多。后来在孙子的提醒下，他们才考虑自己可能也感染了，去药房买来抗原，果然是猩红色的两道杠。
爷俩选择了分开生活。66岁的大儿子长期服用过敏药，平时身体状态就不太好，晚上需要休息，白天才能过来照顾李望。跟老伴共同生活70年的李望，也不适应家里多出一个人——哪怕是儿子。
于是，那段生活的节奏变成了：每天早晨，儿子扒开楼道楼的铁丝网钻出来，去李望家。临近中午的时候回家，下午再过去一趟。李望坚持自己做饭，儿子也随他的愿，只是自己不一起吃，以免增加负担。
但父子俩的冲突，还是在老太太去世的第35天爆发。当地的传统是，“五七”时家人要相聚，去墓地做最后的告别。但此时已经是疫情防控放开之后的爆发期，家族里，几乎家家都有人在发烧，显然没法来参加“五七”。
儿子无法缓解父亲的愤怒和失望，好几天，父子俩陷入冷战。
让分歧消失的，是街面上越来越明显的变化。李望慢慢理解了疫情给自己生活带来的改变。到12月中下旬，小区里的灵棚逐渐多了起来。儿子往返的路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三四座。更多的数字在街坊邻居中传着，比如火化场已经烧不过来了，一天要处理100多具尸体。他们生活的这个小区，老龄化严重，街面门脸最体面的就是药房。
最终，“五七”变成了大儿子单独去墓地祭拜。连在市里的小儿子都没来。他心脏不好，当时正在全力躲病毒，不敢冒险回老家，陪伴已经确诊新冠阳性的父亲和哥哥。那天风很大，李望独自留在屋里。除了不再有往日总坐在床上的老伴，这间屋子里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一切又都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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