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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往西，开车200多公里，穿过群山，驶出数个隧道，前方就是江西九江人口最多的修水县。修水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田园”的说法，人多地少，多年为贫困所扰。
20世纪90年代，修水人“一车一车去”福建打工。高中毕业后，马小英跟着朋友去福建打工。他们从修水坐上班车，8小时到南昌，再坐16小时火车到福建，然后进入泉州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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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泉州凭借华侨带来的订单，正在发展成中国重要的轻工业生产和出口基地，品类包括鞋类、服装、玩具等。（点击《迁徙、潮牌与50%净利，被欲望和野性支配的闽系电商江湖》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后来，马小英回到家乡修水，创办了凯达服装织造，主要生产发热服、空调服、羽绒服和T恤等。巅峰期，凯达公司规模达到1000多人，马小英也成了修水著名的企业家。
到了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从西向东的“人口大迁徙”迎来拐点，曾经外出打工的人们渐渐开始向中西部县城回流。
此后，更多的人像马小英一样，带着从福建和广东学习的技术，也带着东部地区的生产订单，回到家乡修水开起服装厂，生产内裤、衬衫、T恤等。近三年，回修水创业的项目达到170多个，总投资超过300亿元，带来一波新财富浪潮。
2022年，欧洲能源危机，各类取暖保暖产品在欧美走俏，其中就包括马小英和团队开发的发热服。去年，凯达做了40多万件发热服，通过Costco、亚马逊等平台卖到欧美市场。消息传回她曾打工的泉州，很快出现一批模仿者。
修水和马小英的故事似乎表明，中国的产业升级和转移正在将广袤的内陆腹地和全球市场连接起来，而且出现泉州和修水之间的逆向反馈案例。回流如何发生？将向何处去？它又如何影响消费市场？不久前，亿邦动力前往修水，一探究竟。
修水可能替代深沪，成为新的短裤生产基地？从修水去四都，国道很窄，一面依着山，一面傍着水。穿过群山，进入田地，大片村庄就出现了。镇前立着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山水四都”。
乍一看，四都镇和中国任何一个普通乡镇没有差别，但只有留心观察，才能发现这个乡镇的不寻常之处。
正月的四都，又逢赶集，街边摆着各种小摊，马路上流淌着摊贩倒掉的脏水，叫卖声不断。一户人家正在举办婚礼，“闽”字车牌的婚车停在大门口，礼炮震天响，引来不少赶集的人围观。沿着街道走上一圈，车牌在“浙”、“闽”、“赣”之间不断切换，透露出四都镇人们的行迹。
镇上的修水农商银行，正在办“存定期送好礼”活动，存款30万（含）及以上，送暖风机一个；存款20万（含）至30万，送抱枕一个；存款10万（含）至20万，送热水袋一个。
“这些真的送得出去吗？”
“送得出去啊，有很多人存。已经送了好几个暖风机，抱枕更多，热水袋一大箱都快抽完了。存30万以上的都是年轻人，有人存了五六十万。”
四都镇是修水辖下的小镇，引进返乡创业企业80余家，多数是服装企业，2016年全镇工业产值只有5.2亿元，2020年达到12.5亿元。
连排的服装厂开在街道两旁，普通的住宅里纷纷摆上了十几台缝纫机。有些工人在家里已经待得无聊了，决定抢先开工。配合着她们闲不住的心，缝纫机的针脚踩下密密麻麻的线。
不止一个人说，这些服装厂抢了棋牌室的生意。以前在家带小孩的人闲着无聊，都去打牌玩麻将，现在选择进厂打工，男女老少都有活儿干。“现在就是六七十岁的老人，都有事给他做。不用打麻将了，很少人打麻将了。”杏花说。
杏花留着齐刘海，黑发又长又直。她的服装厂开在街道的尽头，门前放着一块红色的招工牌。家门口放着一台五线缝纫机，地上堆着一叠叠短裤布料。
她今年33岁，这是她从福建搬回来的第六个年头。年轻时，她去浙江工厂做鞋子，后来去福建，夫妻俩和堂弟合办了一个短裤厂，面积三四百平方，厂里有20多个工人。开厂三年后，杏花从福建拖了二十多台机器回来，决定在家办厂。
那时候，镇上还只有几家短裤厂。她租下家旁边的房子，两层楼外加一个地下室，一年租金3万。除掉工人的工资、水电费、房租，每条短裤能挣两三毛。
杏花早先接福建贸易公司的活儿，主要做国外订单，她后来自己去义乌找到新客户。新客户单量都比较大，长期做同一款短裤，每年可以加工100多万条短裤，赚钱主要靠走量；而在福建，每道工序的工价都高于老家，再加上房租等成本，“根本赚不到钱”。
话虽如此，她也眼见着这三年从福建回来的短裤厂越来越多，福建的许多大厂也将短裤订单送到修水来加工。附近的三都镇也开始做内衣，一些原本在福建的内衣生产企业搬进了修水的工业园。
随着这些服装企业迁入，工业园外面的小镇上，到处是新开的奶茶店、夜宵店等。“现在都有好几家了，以前他一家在这里都难生存了。”一位本地老板告诉亿邦动力，修水以后可能会取代福建晋江市的深沪镇，成为短裤生产基地。
“现在是一条龙的，镇上全部都有”短裤厂迁移的起点是福建晋江市的深沪镇，那里也是修水人打工的目的地。
深沪镇的内衣产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最初以家庭作坊的形式生产内衣，靠着长途客车捎带货物，销往广东和浙江等地。
80年代后期，深沪内衣发展迅猛，印花厂、线厂、织布厂等配套企业逐渐产生，形成了完整的内衣制造产业链。
深沪镇曾提出“一条短裤闯天下”，还成立短裤同业公会，打响了“深沪短裤”的名号。现在，深沪镇被称为“中国内衣名镇”，内衣是其支柱性产业，共有内衣生产及配套企业400多家，产品主要销往国外市场。
20世纪90年代，随着内衣产业的发展，深沪镇的外来人口激增。深沪镇常住人口约5万人，外来人口也有5万人左右。
同一时期，修水县的外出打工人口同样剧增。1986年，修水县劳务输出人口只有86，到1991年，这个数字变成了4920，再过一年，修水县就有49233人出去打工，此后每年增加一两万人。到了90年代，修水人“一车一车去”福建打工。
成为修水的著名企业家后，马小英对过去打工的记忆渐渐模糊。马小英是修水四都镇人，家里8个兄弟姐妹，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还欠下了一笔债。马小英邀上朋友，跟着村里打工的大部队去福建深沪镇，到一家短裤厂打工。
这条劳动力流出的路径持续了几十年，不过形势似乎开始逆转。那些曾经外出打工的工人大多已经四五十岁，现在他们想要回家，也需要承担抚养孙辈的责任。
回四都第一年，杏花招到的工人都是生手，需要她亲自培训。后来，熟练工也渐渐回来了，招工变得更容易。
一位女性称，她在福建短裤厂打了十几年工，每月赚三四千元，还要付房租。因为孩子长大了，没法在福建上小学，她决定回老家做短裤。一对农民夫妇在本地种了几十年田，现在第一次进厂，当验货工人。一条条短裤抽出来，剪掉线头，挑出破的，每验一条短裤赚三分半，一天可以验1000多件，每人可以赚三四十块钱。
工人和工厂相互带动，更多工人回来，更多工厂迁回修水。一些老板则选择同时在两边设厂，还有一些大厂将一部分货物送到修水加工。
刚搬回来的时候，一切都需要重新加载。机台坏了也找不到人修，换个配件都要等两三天。“现在卖零件的都有了，专门修机台的也都有了，现在是一条龙的，镇上全部都有。”杏花对这些改变很满意。
从修水县城去四都，沿途都是重重叠叠的山，交通不便不言自明。但是，只要规模够大，总能有利可图。
“刚开始物流要自己找货车转到修水去，再从修水发货，”一位2017年回四都开短裤厂的老板说，“厂多了，现在给物流公司打电话就能上门。”有时候各家单子比较小，几家人就拼一辆货车，分摊运费，13米的货车，装500箱短裤，每箱300多条，一趟运费5000元左右。
“慢慢都会转向自动化”回到修水，各方面的成本降低了，但依然要面对传统服装制造业的劳动力困境。
90后、00后不愿进厂，更不愿意进服装厂，70后、80后工人正在变老，等待退休。
马小英的服装厂，目前有200多人，只有一个是90后；工人最多的时候是2009年，人数达到1000多人。
她说，很多老工人退休，进来的新工人很少。工厂里有一个组长，十年前，他的家族里有50多人做服装，现在只剩下他们夫妻俩还在这一行。
杏花生于1990年，厂里没有比她更年轻的工人了，工人年龄基本在30岁到50岁之间。但相较于其他工厂，她厂里的工人已经算很年轻了，有些厂里都是五六十岁的工人。
回家之后，打工成了次要的事情，工人的生产力也大不如前。
一位从温州回到修水的老板抱怨道说：“在家里做效率不高，我在家里50个人抵不上我在温州20个人。”
凯达的生产总监陈小燕告诉亿邦动力，福建和修水的工价其实差不多，但做出来的业绩差别很大。“因为我们自己跑出去，我们是打算在那里做的，抛开家里，什么事都没有，拼命干。”选择回家的工人，大多是为了带孩子、陪读，家里的事情排在最优先的位置。
走进工业园区的一家短裤厂，有几个工人提前开工，她们都是陪读妈妈、陪读奶奶。她们的工作时间紧紧围绕着学校的上下学时间。早上七点到厂里，中午十一点回去做饭，下午两点上班，做到四点半又回家做饭，六点之后才有时间来。
家里工人的自由度高，更考验老板的管理能力。一些老板的应对之策是接单时预留出更多时间，还要了解工人的情况，每道工序不能全是松散的工人。机台多的工序可以多混杂一些自由的工人，如果这道工序只有一个机台，那必须要守时工作的工人。遇到赶货的情况，老板则要“好好讲，叫他帮一下忙，这段时间上进一点”。
杏花并没有很担心工人的老龄化问题，她认为“慢慢都会转向自动化”。缝制短裤，有一道工序是接松紧带，一般需要一个人剪，一个人接。她买了一台十几万的全自动接松紧带机，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在旁边调调参数，就能接完三个厂的松紧带，相当于省了五个工人的成本。
调研完离开时，修水正在下雨。大巴开动，抖音热门歌曲一首接着一首，盖过了雨声。售票员手里握着一叠一元纸币，吆喝乘客坐好，挨个收钱。一个大爷带着酒气，站起来要帮同乡付车票。售票员连忙叫住他，让他先坐稳了。
重山缭绕在雨雾之中，弥漫着一种古典的美。来时修水那么平静，此刻在雨中，水面不断翻起细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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