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较劲，“Make In India”还有这4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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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富士康宣布退出与印度韦丹塔（Vedanta）集团合资的半导体企业，印度2021年再次启动的芯片激励计划陷入停滞，掀起了对印度制造发展前景的又一轮质疑。其实，包括不少印度人在内的普遍共识是，印度制造在短期内取代不了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印度挣钱印度花，一分不能带回家”的“外资杀猪盘”恶名，从实际情况来看，在莫迪政府的政策扶持下，印度制造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比如，在承接跨国企业备份中国供应链的需求上，印度表现出了比东南亚国家更强的战略主动性，提出了更具挑战意图的“Make In India”，全力对标“Made In China”的意图不言而明。如今，印度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手机生产国，比亚迪、松下、特斯拉等新能源汽车领域公司也依旧在筹划去印度建厂。

国际舆论也没有就此做出印度已然败北的论断，就在刚刚过去的六月，《经济学人》在封面评论中指出，“印度的崛起是个振奋人心的故事。” 并指出，虽然囿于庞大的无业、无技能青年劳动力，但“印度政府正在试图引领‘数字福利国家’的产业战略转型之路”。

别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我们自己不能自嗨过头。

四分仪智库认为，同为新兴市场的大国，中印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节点，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同时存在交集与竞争。对中国而言，审视印度发展过程中的得失，是在为中国制造业的下一步发展提供有效参考与借鉴。

以下是四分仪智库在印度制造政策9年发展历程中总结的4点启示：

印度制造能够取得当下的成绩，分阶段制造计划（Phased Manufacturing Plan，PMP）与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roduction Linked Incentive Schemes,PLI）的执行功不可没。对小米、沃达丰等企业来说，它们是印度“杀猪盘”的保护伞；但对印度制造而言，前者加快了印度制造实现进口替代的进度，后者则致力于吸引产业转移项目落地印度。

分阶段制造计划在2015年推出，旨在对各阶段产品逐步加征区别性关税，不断向产业链上游蔓延，以此来驱动外资企业将生产制造环节迁移到印度本土，移植出完整的产业生态。印度手机产业是分阶段制造计划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印度在2017到2018年间不断提高手机相关部件的进口税率，其中整机税率从10%到15%，再到20%，手机厂商出于成本考虑，纷纷到印度投资建厂。

在以市场换技术的大背景下，莫迪政府通过更积极的政策制定与国外制造商进行讨价还价，挤压产品利润空间，迫使其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对印度制造业的投资中。Counterpoint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印度制造了约2亿部智能手机。虽然手机整机产量已经达到全球第二，但是印度仍需要大量进口手机生产所需的大量电子元器件。

这个背景下，莫迪政府在2020年推出生产挂钩激励计划。该计划最初面向制药行业推出，意在通过政策激励加强印度自身的上游生产能力，摆脱对国外供应链的依赖。之后，这个计划被拓展到先进电池、电子产品、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制药等10个产业，由印度政府为这些行业的制造商提供为期5年，约270.2亿美元的资金补贴。

印度从组装环节不断向电子元器件制造环节蚕食，在10年内就与中国形成了一定的竞争态势。这其中政策因素发挥了主导作用。对中国而言，无论印度制造未来10年是否能做大，推动制造业创新、升级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个过程顺利与否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制定有切实可行的政策。

从辛格政府到莫迪政府，发展制造业的思路一脉相承。与辛格政府相比，莫迪政府在投资改革税制、吸引外资投资等方面推动了一定的改善。但在劳动力和土地等更为重要的要素市场，莫迪政府并没有取得突破。改革不够彻底，市场要素没有被完全激活，使得印度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缺乏市场基础。

莫迪政府已经将印度往统一大市场的目的地推进了一大步。2016年8月，印度议会通过了商品服务税法案（GST），原有的中央和地方消费税被统一为商品服务税，避免了重复征税，降低了印度境内企业的税负负担。在吸引外资方面，莫迪政府开放了众多关键领域的投资，改革了投资主管部门的行政制度，简化了投资审批流程。

但是，在劳动力市场，印度法律规定员工超过100人的企业，只能由地方政府为企业解聘员工，导致很多企业会主动控制雇佣规模，限制了企业发展。莫迪政府主张进行劳工法改革，允许企业以更简单的方式解雇工人，但在工会组织的大规模抗议下，改革没有取得成效。 

印度用实践验证了增强要素健康流动性，建设统一大市场，才是国内产业均衡发展的保障。行政层面的改革支撑了印度制造的局部兴盛，而要素市场的改革失败限制了印度制造的增长潜力，让不少企业在印度的黯然退场，今年5月伟创被曝退出印度的原因就包括工人闹事。同时，要素市场的发展滞后，也导致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经济学人》就将征地问题列为印度铁路建设面临的最大障碍。

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中国制造业逐步向智能制造升级，印度凭借其规模庞大的人口和市场红利能够承接中国制造业转型之后，空余出来的市场。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印度的保守主义传统和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制约了劳动红利的激活，使其无法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依然是一座游离在外的孤岛。

对印度而言，制造业本应被视为吸纳更多劳动力，将其转换成更大市场潜力的“发动机”。一方面，印度正在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并且拥有更年轻的人口结构，65岁以上人群占比约为7%，远低于中国的14%。这意味着价格更低廉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印度经济增速保持在6%以上，是全球第五大经济体，拥有更大的市场潜力。

具体数据却在表明，印度制造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承接住产业转移带来的劳动密集型工业，提升普遍的富裕度，激活印度经济的人口红利。《谨慎的伙伴关系：美印经济关系的未来》报告显示，印度劳动力占世界总量的比例为18.3%，但其在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中的占比仅有3.5%。相较而言，越南劳动力占世界总量的比例为1.3%，但其在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中的占比达到了2.9%。

报告分析认为，劳动密集型工业一般都以服务海外市场为主，需要以出口为导向。受限于保护主义传统对自力更生的执念，历届政府都会在实际操作上采取限制进口，促进出口的策略。苏黎士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 (KOF) 公布的经济全球化指数显示，印度最新排名为152位，比莫迪上台的2014年下降了20位。

正如印度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所言，投资风险过大、政策内向性过强、宏观经济失衡过大正在制约印度接受跨国企业的投资和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

过分追求脱钩的风险在于，像印度一样成为一个全球价值链的孤岛，自己的产品走不出去，又不让别人的产品进来，养出一群特供本地市场的畸形产业，无法充分挖掘出人口红利的增长潜力。相比印度，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决心要更为坚决。在刚刚公布的“民营经济三十一条”中，鼓励民营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积极拓展海外业务，依然是推进重点。

从近几年推出的分阶段制造计划、芯片激励计划等政策来看，与承接更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相比，莫迪政府将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入在了推动半导体等产业发展上，试图抓住疫情和地缘政治变化制造的机遇期，完成对高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布局，在技术价值链上实现对中国的替换。这也是印度在无力激活劳动力红利后，转向地缘政治红利的必然选择。 

《印太供应链弹性倡议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报告认为，印度推动的与发达国家的供应链合作，将在技术产业链方面对中国构成挑战。尽管印度的芯片激励计划暂时搁浅，但富士康等企业并未放弃在印度建设芯片工厂的计划。这意味着，尽管印度存在诸多不足，但其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上依然是中国不能小觑的潜在竞争对手。

中国的目标也是积极向核心部件和高端制成品设计研发等方向延伸，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中国制造美誉度。相比于印度，中国对高技术产业的吸引力在于拥有产业积累和完整的产业集群，能够提供更全面的产品与服务，具备更高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价值。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制造业成本上升，中国一边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脚步，一边又被印度、越南等国家追赶，这就越发需要借助产业综合能力来巩固和提升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生态位。

在这四点启示基础上，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路径变得更加清晰和确定：维持一个稳定、开放且宽松的营商环境，激活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发挥核心企业的“链主效应”，带动中小企业集成式发展，依靠产业集群的综合能力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不断通过创新提升自身的生态位。

中国制造的紧迫感在于，要继续加速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生态化，主动往上游和高溢价方向走，卡位“中端供应链整合”，方法可以是通过打造产学研一体化的资源网络，推动高端化转型与突破性创新，保持相关产业的国际合作与文化交流，提升品牌化建设和国际化与绿色概念打造等。也只有切实行动起来，方能将印度制造的崛起作为有效对照，进而找到中国智造升级的差异化路线，在后续国际供应链的结构化重组中，保持相对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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