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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双收”的银行ESG,也有难言之隐

时间:2023-08-08 11:29:34       来源:钛媒体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890年,英国伦敦,一个寻常的清晨。 

威廉姆·利华爵士从美梦中醒来,在简单的洗漱后,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相关资料图)

作为知名消费品巨头“联合利华”的创始人,每天和不同的供应商和投资人打交道,是他生活中的常态。在经历琐碎而繁杂的会议沟通之后,一小部分商品会得到保留,而另一小部分产品,则可能无缘联合利华的货架。 

令人惊诧的是,衡量商品价值的标准,并不是通常的销量和利润,而可能是“是否具备道德风险”,以及“是否环保”。 

这样充满“伦理感”的商业行为并不是偶然,尽管后世的经济学家们相信,“资本永远只流向利润最高的地方”,但至少在18世纪之后的欧洲,仍然不乏有类似的个例存在。 

而驱使上述个例的动力,则来自于宗教信仰,对此,卫理公会主义创始人之一约翰·卫斯理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 

“教导人们如何去投资是新约圣经的第二大要务。” 

他在教义第五十章《金钱的使用》中强调,商人应该对世界财富进行“善良的管理”,包括引导财富流向健康、道德的领域。 

类似的思想,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越来越多基于宗教信仰的投资者开始拒绝投资“恶性行业”,包括烟酒、赌博、武器制造业和部分破坏环境的产业。 

这一现象在现代学者的话语体系里,被命名为“伦理投资”,往后的日子里,风靡全球的社会责任投资和ESG指数,正是源自于此。 

在ESG及其相关理念风靡全球的当下,重新阅读这段充满古典感的历史,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发现两个细节:

资本并非只追求回报率,而是同样可以受到更高价值的约束众多的伦理商业行为中,引导资本的流向和配置永远最为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姜万军认为,落实ESG最核心的关键在于治理(G),要首先将金融机构转变为“负责任的投资者”。 

01 银行业的ESG:一场“名利双收”的游戏

回望过去,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业,在诸多环保和社会责任事业中,一直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 

从建筑、电力到化工、制造,一切实体产业的减碳流程,总是先从生产环节中的“节能减排”开始。而具体到银行等金融产业,由于所谓的“生产环节”并不存在,因此,银行业的ESG活动并不迫切需要从“自身”出发。

以国有六大行之一的建设银行为例,公开资料推算可得,该行2021年的人均碳排放为4.927吨/人,这一数字不仅远远低于建筑业巨头中国建材的同期人均碳排放(1329.8吨/人),相较于全体国民的人均碳排放数字(8.42吨/人)也有一定差距。 

图源:建设银行2022ESG报告

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金融产业制造了超出平均水准的碳排放,亦或是金融从业者消耗了更多的能源、材料。 

这也意味着,像互联网公司和房企那样,建造推行“绿色环保”的总部大楼,对于银行业来说,并不是什么高效的ESG举措, 金融行业的具体ESG实践和成果,更多是通过借助资源“赋能外部”的形式展开。

在这基础上,银行所代表的金融业,在推行ESG治理的“驱动力”层面,相较一般的企业也有所不同。 

耶鲁大学教授丹尼尔·埃斯蒂在《从绿到金》一书中,曾经总结过企业从事社会责任和环保活动的几种普遍动力: 

对支付经济代价的恐惧,例如因搭载重金属污染电线,而被罚款1.3亿美元的索尼公司帮助企业更好的创新与竞争,沃尔玛相信,提供更环保的产品,将迫使供应商深入完善供应链构建,从而提升产品整体的品质表现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尤其以科技公司和奢侈品制造商为代表。

相形之下,国内银行业推动ESG实践的动力,更多是源于“和全球金融产业接轨”以及“业务转型”的客观需要。 

从绿色贷款的数据来看,截至2022年末,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大国有银行绿色贷款规模已达万亿元;兴业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等股份制银行绿色贷款规模实现超千亿元。 

庞大的绿色信贷体量,不仅见证了国内银行业在ESG实践中的迅猛发展,也在无形中昭示了ESG区别于“门面工程”和“官方任务”的属性。 

尤其是在最近的几年里,银行对公业务利润的收窄,正在不断倒逼这一环节的高质量增长。 

某种意义上,ESG指标正是对公业务最好的“助推器”。

一方面,ESG指标良好的公司,往往具备着同样出色的财务表现,再加上国家和区域性政策的扶持,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对公业务“优质客户”;另一方面,绿色信贷周期往往较长,也能有效缓解近年来超额储蓄为银行带来的放贷压力。 

与此同时,绿色信贷自带的“低利率”,也在无形中成为了银行业的“价格战武器”,帮助他们实现和优质客户之间的“双向奔赴”。 

此前,一位国有大行相关业务负责人就表示: 

“绿色贷款利率一般都会有一定的优惠补贴,特别是符合碳减排领域的业务,这客观上降低了相关企业贷款利率。” 

从这个角度来说,践行ESG对于银行,不仅仅是一个道德判断,同样也是一个“名利双收”的商业选择。

02 ESG实践,“向上升”还是“向下沉”?

在这基础上,ESG对于银行业更大的影响,还在于资本市场的开拓。 

宏观来看,全球走向“碳中和”的过程中,势必伴随着大量资本的流动,仅就中国而言,按照各研究机构的估算,实现碳中和的成本,最低也需要约140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 

庞大的金融资源需求背后,全球范围内,行业转型、减排技术的研发迭代,也在无形中蕴含了大量ESG投资机会。 

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位业内人士就曾透露,当前阶段,国内的银行业想要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分一杯羹”,ESG评级是必备的“敲门砖”。

对此,不少嗅觉敏锐的银行,都已经开始了提前布局。 

其中,面向全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业务和体量优势,往往更具备“向上发展”,聚焦“顶层设计”的契机。

这之中,作为国内首家“赤道银行”的兴业银行,更是早在十余年前就率先开展绿色金融业务,聚焦“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重点领域,加快全绿转型,并率先成立绿色金融一级专营部门。 

新一轮五年规划中,该行又将绿色银行作为持续打造的“三张名片”的首张,并制订了发展目标。截至2022年末,该行人行口径绿色贷款余额6370.7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0.34%,继续保持行业领先。 

图源:兴业银行2022ESG报告

同样在绿色金融领域取得良好进展的,还有背靠广阔金融生态的平安银行。 

该行自2021年成立了由行长牵头的总行绿色金融办公室,并成立绿色金融事业部一级部门专职推动绿色金融工作以来,一直在不断积极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清洁生产、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服务等绿色产业重大项目。 

截至2022年末,平安银行绿色贷款余额1098亿,近两年复合增长率120%,增速高于行业平均水平。2023年1季度,绿色贷款余额1216亿,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同时,平安银行已打造出多层次绿色金融产品体系,提供绿色综合金融服务。2022年末,该行持有的绿色债券规模同比大幅增长。平安银行还不断拓展碳账户、绿色信用卡、绿色理财等绿色金融业务。 

相比之下,深耕区域的城商银行,由于“化解地方金融风险,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定位,更多则是在“向下沉”,专注于区域金融资源的配给。

以城商行中的“佼佼者”江苏银行为例,近年来,江苏银行一直紧跟国家战略导向,坚持从战略高度推进绿色金融集团化发展,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加强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努力打造“绿色+”系列融资模式,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江苏银行绿色融资规模已超4000亿元,绿色信贷余额较上年末增长33.6%,其中清洁能源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长34.2%,绿色信贷占比和增速在人民银行总行直管的24家银行中保持前列。 

回顾江苏银行的绿色金融发展史,其中的精彩之处便是该行依托创新,着力打造的“绿色+”经营策略,包括“绿色+能源”“绿色+乡村振兴”“绿色+普惠”等。 

其中,江苏银行打造“绿色+能源”的模式,更是将新能源领域作为绿色信贷重点投资方向,每年都有超百亿元的新增贷款投向风电、光伏、储能、氢能等细分行业,清洁能源贷款年均增速超过80%。 

图源:江苏银行2022ESG报告 

上述ESG实践的差异背后,“上升”和“下沉”的方向,也并非一成不变。

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无论如何在金融产品层面做设计,依托普惠金融和绿色信贷助力实体经济,都是构建ESG评级的基础,而对于区域性商业银行来说,深耕区域经济,不断做大做强的背后,同样也或多或少蕴藏着一些“国际化”的梦想。 

某种意义上,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立,反而更像是互为依托。

下沉投资实体经济,是充实ESG实践,实现上升的基础,而升入全球ESG体系,合作国际金融机构,又是下沉的动力与愿景。

03 如何祛漂?绿色金融的关键命题

不同银行绿色金融路径分化的背后,摆在银行业面前的另一道关卡是:如何识别企业的“漂绿”行为?

这一源自海外的名词正因中国火热的ESG实践逐步从小众迈向大众。在剑桥字典中,“漂绿”的的定义为“企业夸大自身环保行为,并误导消费者信以为真”。 

换言之,“漂绿”是企业在ESG实践中呈现的“言行不一”的现象。交通银行行长刘珺曾提到,“漂绿”企业或项目获得融资后,继续从事高碳排放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碳排放数据失真失实,导致资金资源错配与浪费,与“双碳”目标下绿色发展理念南辕北辙。 

有观点认为,“漂绿”在中国企业中其实并不常见。但事实上,根据《南方周末》的调研,中国漂绿现象存在环保罚单多、知名企业多和隐秘性高等一系列问题。在其发布的《2022年“中国漂绿榜”》中,不乏特斯拉、SHEIN、新希望等大公司。 

随着“漂绿”变得不再小众,银行业“识绿”能力,也随之迎来了更高的要求。

这之中,诸多痛点与难点也同时存在。 

一方面,一些绿色产业难识别,例如一些高能耗企业易容易被打上“漂绿”标签,仿佛自带“原罪”;

另一方面,绿色产业涉及领域广阔,行业的专业壁垒也导致相关风险较难评估,这也对金融机构的专业能力与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找到其中的平衡点,事实上也有解决的路径。 

如针对难给“原罪”企业投融资的情况,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曾提出,绿色金融不包含的领域,“转型金融”可有效补充。这种更灵活的方式,也为上述企业的融资提供了便利。 

而在具体的“识绿”环节,日益蓬勃的金融科技也能提供赋能。如由兴业银行曾综合运用知识图谱、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构建绿色企业识别模型,可以搭建以绿色企业为核心的“朋友圈”关系网络,从而维度识别企业“洗绿”风险。 

回到开头提出的研判,银行业的ESG,无论是出于道德判断,还是基于“名利双收”的商业选择,对银行业而言,在ESG的浪潮下,都丰富了“金融活水”的价值内涵。

正如伦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公司治理中心学术主任亚历克斯·爱德蒙斯的在其《蛋糕经济学》里分享的积极视角: 

“一家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公司,并不是在牺牲利润,而是做大了蛋糕,最终提升了利润。”

这或许也是银行作为链接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桥梁,所面临的必然使命。 

眺望未来,伴随着ESG相关蛋糕的不断做大,社会、企业和机构,也都在期待金融业更多积极主动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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