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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脉支架集采后，介入手术量依旧上升，市场规模仍在持续扩大，但企业们的注意力早已转移。无他，利润率的毁灭性下滑是一切商业模式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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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冠脉支架在中国的商业化，一路历经了萌芽、狂热、萧条。变化快得超乎所有人的想象，突如其来的集采像一记闷棍，行业的“蓬勃”转瞬即逝。
当年支架的狂热，也吸引了科研人员。
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专用材料与器件研究部主任杨柯看来，他既是这一切的见证人，也是亲历者，“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楼塌了”。支架的狂热吸引了医生、厂家和热钱，有关冠脉支架的生意，一度快速膨胀成为医疗器械圈里最炙手可热的明星，以一种蓬勃的自驱力链接着医生、医院和企业。
这项曾经代表心内科诊疗实力、决定一个医院营收水平的技术，现今究竟有多下沉？按照心内科大夫们的说法，如今几乎每一个县医院都能开展这项手术。
1998年以来，杨柯目睹了中国冠脉支架产业在集采前后的潮起潮落，从业者的来来去去。他曾在因缘际会之下，闯入了自己曾一无所知的冠脉支架金属材料研究领域。时至今日上下求索20余年，产出数个研究成果，却还没有一个真正转化为可用在中国患者身上的产品。
旁观中国冠脉支架产业发迹的这20余年，杨柯十分感慨，那些燃烧的资本和翻涌的希望，很可能是中国医疗历史中难以再现的“盛世”。
以下是他的自述。
命运的十字路口——踏进心脏支架研发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能够开展心脏支架介入手术的医生在医院中地位极高。据说，当时东北一家大三甲医院的收入一半都来自心内科，而且心内科主任可能是全院里第一个买别墅的大夫。
开始冠脉支架材料研发，于我是一个巧合。
我记得是1994年，全球第一个成功获批的冠脉支架产品在美国出现，不久后这种产品在中国开始推广。那时，国内使用的冠脉支架都是百分百进口，价格很贵。
大概1998年的某一时候，我在出差的火车包厢里遇见了触发我开始金属生物材料研究的“贵人”，辽宁省人民医院副院长李占全。他应该是东北地区开展冠脉支架手术的先行者之一。
他告诉我，冠脉支架的临床治疗效果好，患者增长率高，但是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支架产品。他认为，我作为金属材料的研究者可以去尝试（冠脉支架国产化）这件事。
在此之前，我的研究领域是先进钢铁材料，包括不锈钢，从未接触过生物材料，也不了解心脏支架。那时国内生物材料研究方兴未艾，在外人看来颇为神秘。虽然对生物材料不熟悉，但朦胧的我仍然决定试一试，因为当时的支架材料还是医用不锈钢。
回到沈阳后，我组织了一个由支架用薄壁精密管材、支架结构设计、支架激光切割加工等人员组成的一个研究小组，开发不锈钢冠脉支架。
那时，心脏支架的研发技术门槛较高。实际上，当年国产的激光加工机还不能完全满足支架切割加工的精度要求，而且由于经费限制，也不能购置进口设备。因此，我们只能对国产设备进行改造，提高加工精度。2~3个月后，我们完成了不锈钢冠脉支架的样品制作，开始与李占全副院长合作进行动物实验、临床试验，以推动这一新产品的落地。
在完成对国外支架产品的仿制后，我积累了一些冠脉支架研发经验，也觉得开发医疗器械产品挺有意思，这时才真正开始琢磨下一步该怎么走。
以金属材料的知识背景，我认为支架使用的材料可进一步改进。以此为起点，我进入了生物材料研发领域，并在不断地在材料改进中融入创新，不断拓展新的研究方向，例如从2005年开始开发生物可降解镁合金，2009年起开始开发抗感染医用金属等新型金属生物材料。
2001年，我负责申请到一项国家863项目，专注开发一种新型医用金属材料。这个项目的启动是我组建生物材料研发团队的契机，也是促使我在冠脉支架应用领域持续研发的关键。
2023年1月底，北京安贞医院领衔完成了这一产品的1060例临床试验的全部随访，之后就可以提交产品注册材料、申请医疗器械注册证了。不出意外的话，今年就能拿到产品注册证。
拥挤的热钱和淘金者到了2000年左右，就开始有一些人上门找我谈合作。
21世纪初，来自顶层的推力开始显现，心血管介入治疗装备和器械相关激励政策纷至沓来。2005年后的十年里，冠脉支架企业狂野生长，迅速涌现至20多家。
在2004年，还只有15例冠脉支架相关专利申请，而到了2019年，年专利申请量达到了惊人的120例。在2006至2008年，国产冠脉支架市场占有率快速增长，从59%跃升至70%。
当时，风险投资还没有在国内兴起，大部分人都是通过一些渠道赚了钱，看到冠脉支架的利润空间可观，想通过投资赚取更多的回报。这在当时是非常合算的，因为支架的价格十分昂贵。
最终，我们和一家以家用电器起家的安徽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对方出资金，我们出技术，开发不锈钢裸支架产品。2003年，这款产品拿到了国家药监局颁发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那时注册证申请相对容易，印象一年左右时间就拿到了。但是由于领域不对口，缺乏人脉和经验，这款产品并没有成功销售。最终生产许可证也作废了。
在本世纪初我们团队开发这两款支架（普通不锈钢支架、高氮无镍不锈钢支架）的这段时间里，也是冠脉支架产品利润丰厚、投资最热烈的一段时间，大家都想做这件事。
到2015年左右，拿到冠脉支架产品注册证的公司越来越多，市场竞争开始激烈。为了缩短研发、验证和批准的成本，使产品更快地上市，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各公司通常会选择走“捷径”，使用国外已经上市的支架产品使用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做一点外观、结构方面的改良，赚到钱后再考虑后续发展。
我也与国内领域中的大公司谈过合作，因为材料是冠脉支架的发展关键。但由于使用创新材料的冠脉支架产品研发时间会长、投入大、风险高，大多数公司都不愿意承担，或是根本就无力承担。
我也听说过一个说法：拿到注册证之时，就是开始倒闭之日。本质上就是因为产品缺乏创新和竞争力。
集采后，冠脉支架企业大撤退与绝大多数人一样，我预先没有得到任何信号，在2020年的秋冬之际，冠脉支架集采的大幕突然降临。
我之前对集采这件事没有太多认知，也不清楚会带来什么影响。当结果公布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非常吃惊，医疗机构临床常用的主流产品基本中选，覆盖率达到了医疗机构意向采购的70%以上，更关键的是——均价1万多元的产品价格打到了700元左右，这几乎就是血拼。
很快，大撤退开始了。冠脉支架公司纷纷加速逃离这个产业链，曾经的极热迅速退却成极寒，而注意力、资源和最重要的资金，也不再向这个领域流动。
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者来说，结果就成了空有研究成果，但因为不再有人愿意投资，所以几乎不能将这些成果转化为产品。
早在疫情前的2019年，我有一些新项目就已经启动，但是随着集采的到来，寻找投资变得非常艰难。我的相关项目接触过很多投资人，最后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诚然，这里面可能还有疫情的影响，但最大的变数仍然是集采带来的效益风险。
比如2021年，也就是冠脉支架集采落地的第二年，北京阜外医院医生团队买下我们的“功能化含铜不锈钢”专利，还和我们团队合作研发出一款性能更加优异的冠脉支架产品。然而因为集采的影响，1~2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能找到实质性的投资方。
其实，医生团队对合作的态度还是非常坚定的，因为他们依然希望利用这一“革命性”的研究成果，研发出更好的冠脉支架产品，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研究者—医疗机构—企业，这本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因为集采的关系，现在企业这环断裂，冠脉支架的创新发展不得不陷入停滞。
关键在于过低的集采价格可能会伤害到企业信心，毕竟研究的落地还是需要依赖企业。现在企业都几乎都不再愿意投入冠脉支架的研发，因为即便是创新产品，一旦落入集采，再按照曾经那种价格降幅，企业很可能连投入的成本都收不回来。
如果没有企业，研究成果的应用会失去动力。
当然，也理解企业的顾虑，毕竟绝大多数医疗器械的生产成本其实主要都集中在研发上。以冠脉支架为例，粗略估算，从零开始一切顺利的话，到拿到注册证需要上亿的资金投入，外加5~8年的时间投入。
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再在冠脉支架上投入研发，企业的选择不言自明。还在继续投入冠脉支架的企业，则会选择先出海拿下CE认证，走海外市场。另外一些曾经以冠脉支架为主要产品的企业也掉转船头，开始研发心脏瓣膜等其他心内科耗材。
实际上，冠脉支架已经是一个成熟行业，而且研发周期本身也很长，集采又是一个变数，从规避风险的角度来看，企业当然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到更热、收入预期更好、回本更快的领域。
为了应对冠脉支架集采带来的影响，我们团队现在做了以下几件事：第一，实在是找不到投资的项目，就暂时搁置，等待有合适的时机或者有意愿的投资者再重新开启；第二，关注国际市场，因为我们开发的材料在国际上是创新的；第三，尝试拓展到尚未被纳入集采的其它领域，如神经外科支架。
无论如何，我仍然坚信创新的力量。
目前国家鼓励自主创新，而现在集采针对的都是生产工艺非常成熟的产品。我希望，国家未来或许能为那些有更好医疗效果的创新产品开通一个销售通道，让属于创新通道内的产品不纳入集采，为企业保证足够的利润和收回研发成本的时间。
另外，这些创新需要企业的支持，自然也需要对曾经集采造成的困境进行改善。
实际上，有一些好的迹象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集采过度压缩企业利润空间的情况也正在被纠偏，最近冠脉支架集采续标，续约后平均价格由首次的700元上浮约10%，为企业回退了一部分利润空间。
虽然冠脉支架的地位和企业投入再难回到曾经的“盛世”，但也能看到曾经的问题和不足正一点点得到修正，但愿，我们能等到春暖花开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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