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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Work第二季度财报一出，分析师们看衰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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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分析师，连WeWork管理层都开始垂头丧气，还能不能撑到明年，谁心里也没底。
8月8日美股盘后，WeWork管理层在Q2业绩报告中称：
“严重怀疑公司能否持续经营，当前公司面临持续亏损和办公空间会员不断取消租约的处境。”
最后还加上一句，“其能否继续运营，取决于其在未来12个月内提高流动性和盈利能力的能力。”
这个估值曾经一度达到470亿美元、被认为是全球范围内最有价值的初创公司，自从2021年上市以来，股价已经下跌了99%。经过这两天舆论的发酵，截至目前市值约为2.75亿美元，8月9日当天股价更是暴跌38.56%。
看来，投资者们也不对WeWork报以期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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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穷途末路有多少人是看着WeWork“眼见他租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至少孙正义是。
2019年，当软银开始计划以160亿美元收购WeWork多数股份时，那时的WeWork创始人Adam Neumann意气风发，在共享经济商业化的领域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孙正义很看好Adam，原是想着打算进一步收购，可惜在后来由政府支持的中东神秘力量“沙特阿拉伯和迪拜基金”对这一交易避之不及，不愿意做冤大头，最终收购失败。
2019年年末，新冠疫情全球爆发，软银基金多方重要投资者权衡之后撤回了对WeWork的收购邀约，进而导致WeWork上市失败，创始人Adam下台，公司内部权力交迭。直到2021年10月，WeWork才通过与空白支票公司BowX Acquisition Corp合并的方式，以估值约90亿美金上市。
可惜的是，上市并未帮助WeWork改善它的生存现状，整体经营情况反倒是每况日下。
三年下来，WeWork在商业运作本质上并未有多少创新之作，仍旧是充当着“二房东”的角色，不断租赁建筑物将其划分成办公空间，然后转租出去赚取租金。疫情下的灵活办公进一步促进了WeWork商业模式的入不敷出，当曾经是会员的小型企业、初创公司、自由职业者们纷纷放弃回到办公室开始居家办公时，WeWork也逐渐人去楼空。
4月，纽交所对WeWork发出了退市警告，因为其股价连续30个交易日低于1美元。
5月，公司CEO Sandeep Mathrani 宣布离职，市场对WeWork的悲观情绪进一步扩散。
8月，第二季度财报一出，管理层自我彻底摆烂，病入膏肓的WeWork只待靴子落下的那一刹那。
不知孙正义看到如今WeWork这一现状，是否会庆幸当初收购的夭折。可即便如此，投资WeWork也是他职业生涯里的“滑铁卢”，前前后后投资了超过百亿美元，如今一朝接近投入水中，可莫说水声，涟漪也不见一丝。
02 泡沫堆砌的“共享”当持续亏损已经成为WeWork的常态，共享办公就如同资本领域里漫长的冬季，一直走不出濒死的困境。
从数据可以看到，WeWork坐拥全球共享办公巨头名号，业务覆盖面多达39个国家和地区，办公场累计接近800家，但仍旧是不赚钱、甚至说是持续烧钱的现状。在最近的7年时间里持续亏损，共计接近亏损15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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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银助力下的WeWork烧钱跑马圈地，扩张变大、再大。2019年WeWork想要首次IPO的时候，前后融资了15轮，融资超过100亿美元，而首次IPO的失败就如同也是共享办公行业的分水岭，资本们经历了过度乐观，又过于悲观的过山车之旅之后，也在“共享”的幻境中醒来了。
这之后，WeWork就陷入危机中，裁员、现金流紧张、亏损扩大的消息不断，上市流产更让它估值大跌，进一步踏入深渊。
到2020年4月，软银撤回了其增援WeWork的30亿美元，WeWork宣布起诉软银，被迫走上自救的道路。
再加上疫情三年的往事不堪回首，全球经济低迷、政治动荡、地缘关系紧张，数以万计的企业破产，创业难上加难。随着全球范围各种大公司大批裁员、小公司纷纷倒闭，共享办公需求急剧缩减。
今年过半，美国经济正面临着10年以来最大破产潮的肆虐，许多城市写字楼都处于空置状态，写字楼相关的股票大部分都几近腰斩。
WeWork的商业模式在黑天鹅疫情、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更显得不堪一击。
主打“共享”的创业公司们前路一筹莫展，而一些新型的联合办公却在年轻自由职业者们中悄然走红。
商场、酒店、餐厅、星巴克等咖啡馆，也敞开怀抱欢迎更多人前来“消费+办公”。星巴克在东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开设了“专为上班族所设计”的办公咖啡厅概念店，不止提供WeWork办公设施里的那些硬件设施，还包括植入饮食、咖啡文化配套服务进入其中，在固有的线下服务业务下创新开发空间上的租赁；去年，美国高端餐饮品牌MUSE GROUP与正大联手打造的美食+联合办公大型共享空间也在上海开店，意在打破工作与生活的界限。
03 体面退场，是最后的尊严这几年来，WeWork一直在积极自救。
在看到自身现金流几乎耗尽的现状时，他们采取了多种措施：降低租金和租赁成本、限制用户流失、降低总体成本基础并筹集新资本，为债务重组所作的诸多努力等。
尽管从财报数据来看，效果甚微。
上一任执行官Sandeep Mathrani曾以拯救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公司而闻名。他很想打造扭亏为盈的局面，2020年上任之时，就承诺会尽快止住财务损失并恢复秩序。
疫情中花了三年时间才让WeWork的各个空置办公室逐渐丰盈起来，在今年3月，WeWork与最大的债权人以及软银基金达成协议，将债务负担削减约15亿美元，并延长其他期限。
然而Sandeep Mathrani并不是WeWork的“白马骑士”，他5月份提出了辞职，也预示着WeWork走向衰败的必然。
全球商业近代史上，也鲜有公司能达到过WeWork曾经的高度，然后又崩溃得如此彻底。
如果WeWork从一个估值500亿美元的巨头势必要走向灭亡的命运，那余下的这段时间，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软银有过很多成功的投资案例，但永远逃避不了WeWork投资上的失败。也许从中可以看到，风险投资对于快速扩张科技初创企业来说可能非常有效，但这种模式并不适合利润率较低的企业。
斯坦福工程学院任教的创业家史蒂夫·布兰克说：
“我看到整个投资行业越来越像唯利是图的暴民。现在的风投根本不关心公共利益。他们只对提高自己的利润和追逐风口感兴趣，其他事情一概不关心。他们浪费了数十亿美元，而这些钱本可以用来发展真正可以帮到人们的创新。”
而许多风投资本家却说，他们也别无选择。优秀的创业者选择太多，为了赢得创业者芳心，风投只能对他们有求必应。
WeWork从美国资本主义运作的范本，再到如今的落寞，不止它自身，也让其他共享办公领域里的创业者们心有余悸。
WeWork做错了吗？
它有过辉煌的成绩，谈不上生不逢时；它有过高光的时刻，却照样无法预知自身最终的命运。可能一切都没错，只不过兜售的东西看似美好却很难实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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