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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私德之间的关系，到底该如何界定？
8月6日，在广州声音共和Livehouse举办的 校场十二时辰｜声音共和二周年「24小时」演出计划的现场，这 个问题有了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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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很多女性乐迷在观演期间自行发起了抵制脏手指乐队主唱管啸天的抗议活动，此前他被曝陷入性骚扰、劈腿、骗睡未成年等负面事件。这些乐迷不仅在十二个时辰中接力朗读《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还在开演之后以拉横幅、喝令等方式要求管啸天“下台”，甚至场外的演出海报上，也被乐迷贴上了用口红写上“女孩万岁”的卫生巾。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乐迷群体也频繁提及“傲慢”一词，来形容主办方、场地方、管啸天，以及部分沉默不言的乐迷与滚圈博主。这或许与过去摇滚圈中的女性大多会与”果儿“这一暧昧标签有关。
但在当下，女性乐迷的大规模抗议，或许也意味着，国摇迎来了一场新“暴女运动”。
被滥用的“果儿”与沉默的滚圈“所谓傲慢，是整个圈子可以发声的人都在沉默，还伴有偏袒与无谓的态度。”
在豆瓣月亮组一则讨伐管啸天的帖子下，有网友指出，在事件发生后的近三个月以来，滚圈博主、乐手等从业者对此事发声的寥寥无几，“哪怕是拒演、拒绝合作的态度都没有”。
这一近乎集体失声的现象，直至此次乐迷的抵制行动才得以打破。不少音乐行业头部博主也纷纷下场，对这场乐迷自发的抗议行动予以肯定表态。
但在此之前诸多圈内人士在社交媒体的噤声，却也让部分乐迷颇感不解。
曾为脏手指乐队粉丝、同样也是北京某一校园乐队主唱的思思便认为，自媒体、乐评人乃至行业上上下的从业人员，都不应该是如此钝感。
“或许他们考量的是是否有确凿的证据，可就像德国Rammstein乐队主唱Till Lindemann起初被曝光性侵事件时，受害人们也是在社交平台率先发布指控，但德国的行业自媒体、媒体等发声渠道从未闭口不谈这件事。越来越多的受害者鼓起勇气站出来，所以说国摇从业者对乐手们负面事件的选择性屏蔽，或者是避重就轻的马后炮，真的很难以服众。”
乐迷将矛头指向圈内人士，更多是在于头部账号的影响力远远大于普通乐迷，也将一定的发声渠道寄托于此。
如前所述，这种选择性的漠视，也与滚圈长期流行且默认的“果儿文化”脱不开关系。“睡果儿”指的便是年轻的女性乐迷因为崇拜或是喜欢某一乐手，并与之发生性关系的睡粉行为，源于西方摇滚乐中的骨肉皮文化。
曾几何时，驻扎在月亮组的“果儿”们分享着与乐手们真假难辨的“睡后”故事，将自己崇拜或是寻求刺激的叛逆附加在与乐手的亲密关系上。但无形之中，“果儿”们或真或假的言论，也让整个圈子对于乐手私生活的态度愈加宽容。
即便在这一关系中并非自愿，女性乐迷也有着被一棒子打为“果儿”无法辩白的处境。
正如管啸天事件中，受害者所指出的摸大腿、强吻等带有伤害色彩的性骚扰行为，却被管啸天施以文艺化解读，并直指自己深受“管啸天喜欢天琦”的流言所烦扰。
而受害者所指出的性骚扰事件发生场地NEO酒吧也借此发布声明，指出受害者被性骚扰当晚“是笑着哭的”。这也被大量网友认作是欲要联手将受害者钉死为“居心叵测的果儿”，模糊受害者的个体伤痛。
可以说，很多情况下，“果儿”一词被滥用于美化性骚扰、睡粉等非自愿行为，也被部分乐手利用为逃脱道德和法律制裁的挡箭牌。但实质上，这其实是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下，乐手利用名气与光环进行的性剥削行为。
而摇滚乐的叛逆、生命力，给予了太多人用来当作反抗现实的引子，也同样成为了部分男性乐手的“最好的医美”。很多涉及到人设、三观、素质等方面的问题，几乎都能以“滚圈如此”这类借口来一笔带过。
比如在2022年，走“暗黑摇滚”路线的野外合作社成员刘遥在社交平台公然以语言性骚扰未成年演员、女艺人，并自曝与养女为互相喂养、取悦的关系。然而这种在道德、法律边缘游走的言论，却不乏出现支持者，在他们看来这反而是打破世俗的“艺术行为”。
但反过来看，正是这些负面的堆砌，也加深大众对于摇滚乐的刻板印象，即“烂人聚集地”、“道德标准无限拉低的圈子”。
也正是因此，圈内对负面事件的失声沉默，以及部分因所谓的音乐才华被无底线包容触犯道德与法律界限的乐手，令整个行业的声誉面临崩塌。
狙击“管啸天们”的“新暴女运动”实际上，自6月以来，管啸天性骚扰事件便一直在乐迷反复“鞭尸”下，引发大众层面的关注。直至其7月所发出的道歉声明和照常演出的态度，则令乐迷大为不满。
在脏手指乐队于7月官宣日本巡演后，以月亮组为首的大量乐迷自发向协办方On The Road道、主办方Cloud and Mist Cultural Communication以及以场地方大浪漫唱片为主的日本各地巡演场地方发送抵制邮件，试图以群体性的力量打破粉饰太平的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购买声音共和两周年演出“校场十二时辰”的乐迷也在演出开始前两日才得知，未公开的待定嘉宾同样也是管啸天。在引发乐迷退票抗议的情况后，声音共和主理人拉家渡也出面回应，“在法律没有断定一个人有罪以及官方没有对其封禁的前提下，这个人都有发表和演出的自由。这是在很容易被信息裹挟真伪莫辨的时代，我们能够信靠的准则”。
在大量女性乐迷要求声音共和取消管啸天演出场次无果后，转而历经线上12315、公众号等消费者渠道反馈退票诉求，最终获得在开演前一日的晚8点之前申请退票的解决措施。
当然，仍旧前往声音共和演出现场的女性乐迷，则以“女力”来表达自己的声音， “房思琪的十二时辰”朗读、抵制性骚扰宣传单派发、行为艺术创作等，都是她们的发声手段。
可以看到，相比过往，女性乐迷在摇滚圈中愈加重视开辟话语权场域，大有受到上世纪的“暴女运动”的再洗礼。
而这一运动，起初是由Bikini Kill乐队所发起，其通过制作杂志、创作和演出来呐喊出女性声音，“暴女宣言”也不遗余力地想要打破社会对于女性的的刻板印象，并始终强调女性在摇滚乐演出中的位置和空间，将不尊重女性的人赶出演出现场。
这也进而影响到后来的女性乐迷、音乐人，在男性主导的摇滚圈中反抗他们的排他性、厌女文化。某种意义上来讲，此番抗议管啸天的浪潮也是一场新时代的暴女运动，毕竟殊途同归的目的，都是在号召“Girls to the front”，以求在父权摇滚世界里，以激进的态度打破物化女性的不友好性别环境。
毕竟，厌女文化在滚圈根深蒂固的，音乐创作、乐器等种种内容都附着强有力的男性特质，就像是摇滚三大件在被创造之初，都被天然附加了一定的男性专属意味。
在这一大环境下，不论是女乐手还是女乐迷，都难免会遇到性骚扰、性侵等恶劣事件的发生，“厌女又渴女”也成为了这种畸形观念下的体现。比如在2021年，板砖乐队乐手公然在乐迷群中使用“母狗”一词侮辱女乐迷并引导刷屏“欢迎母狗来”，更是在其20周年演出海报中使用辱女元素。
当然，这也与演出场地往往还被看作是”猎艳“场所不无关系。尤其在Livehouse演出中，女性乐迷或是女乐手，必不可免的成为部分男性眼中的“待宰羔羊”，而喜欢摇滚乐的女生也常常被默认为放得开的奔放女性。例如，2017年，死亡金属乐队DECAPITATED在美国巡演期间，将一名看中的女性乐迷绑架至巡演大巴实施性侵，乐队全体成员也因此被捕。
不过，随着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在近年来大肆席卷舆论场，女性乐迷对于乐手们的滤镜也不再如过往，对于人身安全、乐迷人权等方面愈加重视，更多开始关注切身演出体验，利用消费者的身份来维护自身权益。此前，杭州酒球会就曾因照常举办板砖乐队演出、绘制辱女元素涂鸦，遭到女性乐迷线上线下群体抵制。
相对的，隐没在乐手背后、有才华的幕后音乐人团队的劳动，以及越来越多的女性乐队的出现，也同样成为乐迷选择予以支持的新对象。乐迷群体也不再沉默和无视性骚扰事件、果儿事件等，就像抵制管啸天的”房思琪的十二个时辰“接力朗读中，不乏出现男性乐迷的身影。
回过头来看，这场由管啸天性骚扰事件撕开裂口的“新暴女运动”，其实也是女性乐迷压抑已久的声讨与共情，更是对滚圈性犯罪零容忍、打破男性主导的权力结构的反抗体现。
结语其实不只是摇滚圈，各行各业乃至整个社会范围内，男性主导都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地位。
而乐迷与乐手的权力失衡，也让女性乐迷被囿于资源与特权的掌控之下。受害者的每一次发声，也都需要不断完成“自证”来抵抗，却也往往在排挤与质疑的风险中落于边缘化。
但也正是因群体发声，才有可能发生质的改变，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平视性别的安全环境，并非“音乐无关私生活”的和稀泥。据中演协数据，去年演出市场购票人群以女性消费者为主，占比超过66%，但在现实中，女性虽为消费主力，其话语权却并不成正比。
当然，这也不是为了强调二元对立。正如发起抵制的乐迷所言，在管啸天演出现场不乏出现起哄“不看不就好了”的冷漠发言，但这种默许，何尝不是在放弃作为消费受众的选择权，更是忽略了消费受众对上游内容选择的关键影响。
就像1993名在瑞典音乐界工作的女性曾在瑞典报纸Dagens Nyhter上联名发表公开信中提到的那样，“在音乐行业，我们夜以继日的工作，常常会有一些不安全的或临时的工作，需要我们保持礼貌和耐心，这使得音乐行业中的女性常常成为具有性特征的权力示威目标……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我们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性侵和虐待普遍存在。”
这场“新暴女运动”的星星之火，无疑是在推动一个更为合理化、平权对话的公域环境的建立。 对于中国摇滚而言，也是时候从尊 重“女力”开 始，拿下有色眼镜正视女性的发声和权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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