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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6点，整个办公室的灯全部熄灭，陷入一片黑暗中，大多同事早在两个小时前陆续下班，亚楠收拾完东西准备回家，此时北京的晚高峰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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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出生的亚楠经历了互联网大厂的一路狂奔和失速，当降本增效成为大厂的关键词时，一批大厂人开始重新调转职业方向：“旱涝保收”的体制内工作成为他们的新选择。
数据显示，2023年国考总报名人数已突破250万，又一次刷新纪录，达到了近十年之最，相比2022年增加了50万人，同比增长25%。
“以前没被社会毒打，一心想着证明自己的价值，现在才明白父母说的话是对的。”从大厂离职的员工骁骁，也成为了百万国考大军的一员。她觉得，大厂的工作像是自我燃烧，虽然能被光环照到，但终究是一场不可持续的长途跋涉。
被实习生推着走，靠心理咨询支撑斗志压倒亚楠的最后一根稻草，源于一次马不停蹄的出差。这是亚楠入职新公司后第一次高强度的外出经历，每天结束和团队、合作方沟通事宜，回到酒店已是凌晨1-2点。在她的计划中，出差方案可以预留1-2天的缓冲期。但是，在第二天上午，亚楠收到了来自同组实习生的催促。
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一个需求接着一个需求，亚楠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追赶不上大厂的速度。进入职场后，亚楠连续在三个顶尖大厂闯关，算得上行业里游刃有余的资深前辈。不过，实习生的工作效率隐隐地带给她一种压迫感，这一届00后的大学生争先恐后地打怪升级，修炼实习年限，有的甚至比她更懂公司的运行规则和人情世故。
接下来，又是连续一周随时待命的工作，看着实习生元气满满的精神状态，亚楠一瞬间觉得自己“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连续几天忙到2-3点，第二天整个人都散架了，完全和年轻人没法比。”
大厂永远不缺年轻血液。即便在业务收缩的形势下，大厂依然没有放弃招新的计划。阿里巴巴春招吸纳了6000名应届生，京东的招聘规模接近1万人，包括近2000名00后。从某种程度上说，裁旧招新是互联网大厂缩减人力成本的策略。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互联网大厂告别了高速增长周期，这也意味着付出相同的工作量，很难重现爆发式的增长。大厂员工陷入了更为紧张的工作节奏，他们以更长的工作时长换产出、换增量，一次次地试探着自己的底线，代价是被拖垮的身心健康。
事实上，入职第一家大厂不到两年，亚楠的健康状况便亮起了红灯。靠着不间断的心理咨询被迫重启，又在多个项目中再次爆发。“这是一个死循环，如果不跳出来，我还是会经历相同的轮回，也许老天也在提醒我该换一种生活方式了。”
根据亚楠观察，焦虑并不是她一个人的困境。办公室不少员工需要定期展开心理咨询，一些同事得靠药物维持高强度工作状态。“没有谁能长期接受高强度工作，只是强撑罢了，或者还在等待更好的机会。”
初入职场的985、211毕业生也见证了互联网行业的连续震荡。组织架构变动、试用期没过、公司业务调整的“组合拳”，把缺乏工作经验的应届生抛到了社招大军中。
由于没有理想的转正岗位，某985大学研究生冯唐主动放弃了大厂的入场券。他的高中同学是国内top2高校的研究生，也只能在大厂承担最基础的运营工作，对方的经历击碎了冯唐幻想的大厂升职记，他决定离开这场看不到尽头的工作内耗。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两校有大约七成的毕业生进入体制内。其中，清华大学去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毕业生比例分别为15.8%、30.3%、23.8%。
过去十年，互联网公司持续膨胀的股价和组织结构，编造了一场绚丽的梦，冯唐曾经坚定地认为，只要在大厂修满10年经验，普遍能收获近百万的年薪。但是，两大顶级名校的就业方向往往是风向标，这如同一针催化剂，冯唐踏上了考公路。
刷题一万遍，只求稳稳的幸福在互联网大厂沉浮多年，亚楠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拥抱变化”。放在大厂的语境下，它被赋予了一层进取向上的光环，但只有身处漩涡中的人能明白，变化的背后是残酷的人才淘汰赛。亚楠曾经历过部门一夜之间消失的突发状况，所有人不得不考虑公司的活水项目组，随时面临项目变动的风险。
从情绪爆发到递交辞职信，亚楠只用了一个月。这一次，她走得比以往都要干脆。“不想把人生全押注在大厂上了，也许稳定的工作更好一些。”亚楠把目光锁定在体制内的岗位。
和亚楠的经历相似，前教育公司公关人员孟雪站在了30岁的职业转型路口。由于双减政策的落地，部门业务陷入停滞，她也预料到整个团队的命运，裁员或者尝试新业务。不想被动听从安排，孟雪提前跳出了一潭死水般的工作氛围。
也许是大厂人身上拥抱变化的观念在作祟，新能源和医药公司走进了孟雪的视野。据脉脉相关报告，新经济领域人才供给均明显上涨，涨幅较高的行业分别为智能硬件、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人工智能及新生物医药。
由于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孟雪被排除在第一梯队公司之外，她不得不将第三方服务平台视为中转站。然而，小公司的工作强度远远超出预期，不对等的福利机制和不完善的职场规则挤压着生存空间，最夸张的时候，孟雪同时推进了三个大型活动，还没等项目进入收尾期，另一个棘手的方案又躺在了工作邮箱里。
“没有一点喘息的空间，思考了很久，和领导提议想推掉一个项目，代价是第二天等来了降薪降职的谈话。”
在和公司的极限拉扯下，孟雪看清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迈入30岁的大厂非核心员工，就像明码标价的产品，她的收入对应满额的工作量，只要稍微松懈下来，价格也跟着下跌。
转型受阻、降薪降职的双重打击，逼着孟雪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规划。行业的巨变让她意识到，所有行业都存在生命周期，至少体制内的工作还可以抵抗外部的风险。
孟雪认为，自己是“考试的料”，索性辞掉工作，脱产加入考编的浪潮中。孟雪考虑过上岸失利后的处境，或许要在家人的催促下完成备孕计划。那段日子，孟雪经常做着相似的梦，同龄人浩浩荡荡地朝前狂奔，而她被大部队甩在了身后。
“经过了一番心理斗争才下的决定，找到合适的大厂就业机会比考编上岸还困难。”刷完近1万道题后，孟雪以高出基础线20分的优势，被上海某事业单位录取。
故意拖慢进度，拒绝制造焦虑今年秋天，就在不少流动的大厂员工重新思考再就业时，亚楠顺利成为百里挑一的幸运儿，过上了第二种人生。
如何克制工作的欲望是亚楠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她身上还保留着大厂独有的基因：只要接到一个需求，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上团队的进度。
面试期间，上级领导布置了一个初级任务：设计某个项目的系统架构。在对方描述项目的具体方向的过程中，系统的框架和雏形立刻从亚楠脑海里迸出来。按照以往的工作节奏，这份报告通常会在第二天上午出现在上级的邮箱里。
“我不想营造大厂的工作氛围，不是什么行业都能量化为OKR考核的。”隔了一个周末，亚楠提交了项目汇报，即便是故意放慢的效率，也远远超出了研究院的平均水平。
项目搭建、包装研发成果、工作汇报……互联网大厂学会的技能是事业单位需要补全的缺口，亚楠终于找到了一方施展抱负的舞台。“曾经的人生和付出并不是一种浪费。”
孟雪发现，体制内和大厂员工的区别，在入职第一天就出现了。一位在电商公司的员工曾向时代财经坦言，因为赶上了电商大促，她入职第一天忙到了凌晨两点钟。
而入职事业单位的第一天，孟雪只围绕一件事情：办理相关入职手续。那天下班后，她打卡了市中心心仪已久的甜品店，等准备回家时，太阳还没有落山，“第一次踩着落日的余晖踏上归途的感觉还不错”。
无论是体制内的铁饭碗，还是代表高收入的大厂工牌，都像是远方的风景，当求职者走近观摩，难免能找到裂痕和沟壑。冯唐看到了稳定背后的B面：波澜不惊的生活和极度缩水的收入。冯唐的全国巡考计划准备了一年，上岸了南方某县级城市的公务员。
不过，落差也在工作后逐渐产生，曾经大厂传授的十八般武艺，应用到公务员宣传岗位上，只能发挥两成的作用，每月到手工资只有6000元，缩水了近三分之二。“体制内的普通岗位不太锻炼人，我的潜能只开发了10%。”
相比亚楠、孟雪的坚定，冯唐还在后悔和不后悔之间横跳。每到夜深人静时，他会忍不住点开“重返互联网”的帖子。一些过来人的经验又无时不刻地提醒着他，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
“如果有一天评论区重返互联网的论调形成压倒性优势，或许我才有勇气跳出去吧。”冯唐向时代财经说道。
（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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